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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好新兴产业——全球杰出华人投资家访谈录之王国斌先生（四）

时间：2012-10-16　作者：理森 字号：小中大      

主持人：现在证券市场这么低迷，有人解释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和模式的担心，有人解释仅仅是对证券市场的担心。你倾向于哪一种呢，还是两者皆有？
王国斌：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我刚才说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中国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理想社会，我想每个人心里都有数，看你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我的观点是，疑虑甚深，问题很多，潜力很大。对比美国，近三十年来每年增长2%、3%的GDP，孕育了30年的大牛市，我们2%、3%的GDP增长，再维持二、三十年没问题吧，找些能确定增长的企业肯定还是办得到的，何况中国这么庞大一个人口基数，市场又培育出来了，这对商业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由周而来七百余岁，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自然现象有周期轮回，社会现象也有周期轮回，一切都有生命周期，一切皆有季节。纵观整个中国五千年历史，历朝历代都一样，盛世维持的时间都不短，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和平建设的时间从来没有现在这么长。如果不出意外，对资本市场而言，我总体的观点是“盛极则衰，衰极则盛”，这是资本市场自身的规律。不要太悲观，也不要太乐观，所有人都很悲观，绝望的时候，它一定会转向。这就是所谓的投资“贵上极则贱，贱下极则贵”。
当然，在投资上我们自己确实也有很多盲点，我最近做了一个很大的总结，发现自己以前说不定50%的想法都不完全正确。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做投资一定要不断地改善你决策的过程跟思维方式。在中国做投资很难，非常难。因为我们的社会变化太剧烈。纯粹靠在股市里投资产生像巴菲特这样的投资家，我觉得在中国很难出现，制度环境跟制度基础还没具备。大家真正做投资，也只是最近十年的事情，我们都是处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
主持人：刚才我们说了资本上的两大变化，一个是从卖方时代到买方时代，一个是上市企业可以说是一个敞开供应的时代了，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可以上市。这个时候从你的选择标准来说，你说要寻找幸运、能干的企业。那么再具体一点，什么样标准的行业、企业是比较幸运又能干的？从比较长的周期的角度来说，你们下一步的投资方向，或者你们特别关注的行业和企业有哪些？
王国斌：我做投资，入门的时候中国企业还没啥现代企业管理，投资过程中，我对中国企业发展阶段做了个总结。
我一直认为，最近几十年中国企业的进步可以划分成三个交替进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6年之前，企业依靠寻租，大多以胡雪岩红顶商人的方式经营获利，所以1996年之前上市的公司，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双轨制下的企业，批文是最重要的。现在还有很多这类的企业。
第二阶段就是1996年到2000年，以长虹、海尔、美的、格力为代表，中国出现了与衣、食、住、行相关的真正需求，为满足这些需求的产品开始真正面向市场生产。倪润峰率先运用市场策略，即价格策略，但当时只有一个方向，就是降价。价格战只在一段时间内有效，很快利润就没了。由于企业利润不可持续，当时的股市具有明显的操纵特征。
第三个阶段就是从2000年开始，中国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MBA、EMBA教育市场。我们的企业家在倪润峰时代，只会打价格战，而MBA、EMBA教育打开了企业家的视野，所有国际上先进的管理经验开始在中国企业实践，有一批真正的企业开始成长，经营者开始具备企业家的眼光，开始讲企业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产品设计、营销、广告等，让自己的企业壮大。在这个阶段，中国出现了一批真正的通过管理带来效益的企业，比如联想、中集、中兴通讯、万科、张裕、上海家化等，企业增长也开始长期化。而社会需求也在进一步提升，汽车、住房、旅游都涌现了大量的公司。
综合来看，整个过程中，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是不一样的。自上而下分析，可以看到中国以前所有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要么是政府保护下的垄断，要么就是劳动力成本和低环保要求。但是这几年劳动力成本会不断上升，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成本会高速上升；环保要求也越来越高；政府保护也成了过街老鼠。     
所以，如果一个行业的产品没有提价能力的话，一定要规避。产品价格没有谈判优势的企业一定很危险，成本上的波动会对他造成巨大的伤害。这个在以前没问题，因为即使企业在价格上没有谈判优势，但在成本控制上可以有优势，加上一些资金壁垒，别人也进不来。但现在劳动力密集的行业一定要高度警惕。
又比如化工行业，以前在全球竞争优势的来源有两个，一是劳动力成本，二是低环保的要求。而中国对环保的要求在不断的提升，所以这些靠低环保要求作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当然要提高警惕。
主持人：再具体些呢？有什么特别的关注点？什么东西可以持续观察？
王国斌：那要看什么行业可以高于GDP增长，哪些企业价格上是有谈判地位的。在竞争行业中，有价格谈判地位、能高于GDP增长的企业一定是处于一个新兴的行业。比如说以前我们国家对环境污染无所谓，但接下来环境保护的投入会很大，这个行业一定是未来几年内一个幸运的行业，跟环境污染治理有关的行业一定是高于GDP成长的。
我们也非常关心消费，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占GDP的比重这么低，这是无法持久的，这么低的比例会危及到整个国家的稳定。消费在GDP的比重一定是要上升的，教育、文化、旅游、娱乐、健康等都是未来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
还有，我们会关心新能源、新技术领域。我们过去是靠高耗能发展的，这无法可持续发展，节能是国家战略。目前很多我们所谓的高技术也许在将来会成为普通行业。在十年前硅谷都是IT（信息技术）公司，但现在硅谷的一半公司可能都是生物制药、基因类的公司，这就是它未来的方向。以前IT互联网是高科技，现在IT就是你做饭时候的油盐酱醋，打麻将时候的“混”。而数据处理能力将成为竞争的关键。
主持人：最终IT会像我们传统工业社会的水泥一样了。
王国斌：变成水泥了。未来真正新的东西，就是环保、生物制药、基因工程、文化娱乐提升，还有太空开发等等新领域，中国在科技追赶方面投入巨大。要找幸运的行业，一定要去找未来增长很高的行业。但是，这里面也有巨大的风险，新兴的东西生命周期不一定会长。
主持人：就是说从行业看起来很好，但是公司单个产品来说生命周期都很短。
王国斌：对。所以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看它是不是能干，能干的人维持的时间就长一点。我们也有产业周期的，老三样不行了，现在很多人关心的新三样是手机，笔记本电脑，汽车。
主持人：投资新兴产业我一直觉得很困惑的一点，就是新兴产业看起来很美，是幸运的行业，很好的行业，但是到最后反而变成一个很坏的投资。比如说新能源，它看上去是很美的，但投资新能源没一个赚钱的。
王国斌：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资本不稀缺的情况下，又没有什么核心技术，一定会造成这个产业的生命周期剧烈波动。去年日本地震的时候，多少产业出现了问题，日本这些企业掌握了多么重要的工业命脉。任何一个工业链条总有一个关键点，只要把那些关键点找着了，自上而下就可以做分析了。比如苹果，它总有一个最上游的采购，如果盯住那个采购点，整个链条的成长空间就可以很清楚。所以巴菲特的投资真的是非常严谨和纯粹的投资，科技股他不碰，他说不懂的东西他不碰，我们大家都做不到他那么纯粹。
主持人：大家说到整个IT产业，觉得会出现很多很多新的技术，其实到最后回过头来看，大部分企业都没有什么竞争力，而且除了台积电等就那么几个长大的，大部分公司的产品都是搞一下就没了，成了周期性公司了。你说的基因类的，或者环保类的公司，我觉得也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包括你说的一些产业，刚才你的潜台词是说其实也需要很仔细地找到关键点去分析。
王国斌：不管怎样，要想清楚一条，每个人做决策的时候都是容易犯错误的，要建立在自己是要犯错误的基础上，不能老想着我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
有一本书写的非常好，叫《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因为资本家一定是追求垄断的，但是整个社会是不希望有垄断的。在这样一个斗争中，如果一个企业构筑不出这个垄断优势，那从整个市场角度一定会把它摧毁。这个社会就一直这样斗争着，追求垄断，然后竞争，竞争又让垄断消失这样一个过程。如果历史上在美国做收音机之类的产业始终只有一个企业生产收音机，那它利润保持两百年都没问题。问题是技术一旦开放以后就没有垄断性了，这个产业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产业。我们举一个更加不现实的例子，原子弹，如果每个国家都生产原子弹的话，它就不会这么珍贵了，它的核威慑力就没有了。所以最好的东西就是别人不能标准化而自己可以标准化的产品。
人要逆向思维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贵上极则贱，贱下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是逆向行动者的最高境界。实践上，逆向思维只有在少数几点的时候才会成功，很多时候需要等待。有时做了正确的决策却不一定成功。大部分时候，比如市场刚一涨你就逆向思维，刚一跌你就逆向思维，那就完了。试一试把目光从热门的或者悲观的市场或者领域移开，去寻找那些未经雕琢的璞玉，或者那些相对不太活跃的市场和领域——你有可能对自己的发现大吃一惊！最好的方式是将逆向思维看成是检验预测是否正确的工具，而不是一个预测工具。
邓普顿有个形象的说法：“如果十个医生告诉你吃某种药，你最好还是吃这种药。如果十个工程师告诉你用某种方法修建大桥，你最好用那种方法修建大桥。但在选择股票时众口一词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十个证券分析师告诉你买入某类股票，记住远离它，它的股价必然已经反映出其受欢迎的程度。”
 
主持人：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道路一定是一个逐步转轨的过程，会有一类选手做得特别好，比如价值型选手，可能就有优势，或者是常胜将军？
王国斌：投资上很难说有长期的常胜将军的，也有很多不同的风格能够短期成功投资。尤其在中国，因为整体上来说中国市场的约束条件很不一般，很不一样。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公司治理。在成熟的资本市场里，公司治理基本上可以用一种常规化的方式看待。而我们中国没有两个公司的治理可以一模一样地分析，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我们工作量要比别人大得多的原因。就算是性质一模一样的两个公司，某个点上一闪念的想法不一样的话，公司治理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还在发展量化投资。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可以为客户带来一些非常好的投资思想。如果你不能战胜它，就加入它。相对于定性投资，定量投资的最大特点就是利用数学模型对任何投资思想定量化。模型对于定量投资的辅助作用就像CT机等精密的医疗仪器对于医生的作用。在投资行动之前，投资者先用模型对整个市场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和扫描，然后根据结果做出投资决策的选择。
 
主持人：委托代理关系环境不一样。
王国斌：对，我们的委托代理关系非常复杂，不管是投资机构自己还是我们的投资对象。你要始终抱着一种强烈的质疑。质疑的概率要非常高，这是我们做投资的时候不确定性最大，让我们最痛苦的一面。在美国做投资，这个问题你也完全应该质疑，但是那种痛苦程度，一定比我们低。
主持人：现在中国讲到治理每个公司不一样，但是从我们投资者角度来说可以把它分类成有一些企业对股价是有诉求的，这类通常是民营企业，有一些是对股价没有诉求，可以这样说吗？
王国斌：不完全是，它随时都在变。有时候有诉求，有时候没有诉求。但是它什么时候有诉求你不知道，它常态化的时间太短，但在美国它常态化的时间很长。
主持人：但是总体来说它对股价是有诉求的，可以这样理解吧。
王国斌：不管怎么复杂，总体上一定有诉求，但是是在一个长期的时间内。问题是我们很多公司的管理层实际上在某一个时间段是可以不对股东负责的，中小股东对它还无能为力。比如国企，它的决策过程里面不会考虑这些问题。而民营企业对股价也不一定有诉求的，它们有时候就是把公司当作帮助自己做其他事情的一个平台。所以这里有很多的复杂性，做投资的人如果幸运碰上好的公司，会做得很开心，如果不幸运碰上那些令人难受的公司，会很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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