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王国斌来到东方证券管理投资业务,这一管就是将近十五年。在经历了南方、万国、中经开等那个时代后,王国斌到东方伊始,就探索投资业务模式及理念的转型。他有理想,但不理想化投资;他最优考虑,但次优选择;他重视投资过程甚于投资结果。他持续学习和反思,数十年坚守在同一家公司,成为经历早期券商“荒唐”投资时代后没被淘汰、且依然活跃在前线的行业“老将”之一。
王国斌说,这么多年来,他能够一直从事并着迷于证券行业,到底是因为自己的运气和耐性,还是因为专业的原因,连他自己都弄不清楚。在公司里,他提出了“感恩、责任、梦想”的口号,意指对过去深怀感恩,对现在深具责任,对未来拥有梦想!他认为,投资行业是市场经济中最有趣的行业之一。正如投资学教科书所说,在这个领域追求财富和追求真理之间没有矛盾。对于精明的投资者而言,了解投资学中的核心内容,如行为金融学、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理论、有效市场假定、期权定价模型等,不仅对投资实践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也是获取智慧、进行科学探索的过程。
王国斌异常勤奋。他一直强调:成功没有捷径,勤奋没有替代品;财富源于专注、勤奋带来好运。他经常说,在投资这个领域,怎么强调勤奋都不为过,全力以赴不一定做得好,不全力以赴必然做不好;只有劳而无获,没有不劳而获。做投资的人,一定要研究你想进入的市场,要对他们产生兴趣。这个行业里,最为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对你交易的东西感兴趣。否则,交易就成了一件苦差。关键在于,一方面要对你选择跟进的领域或市场保持激情,但另一方面,千万别让感情的阴云影响了你的判断。王国斌说,热爱是最好的动力,对待工作的坚持和专注会让你的内心变得强大,只有那些发自内心的东西是永远偷不走、丢不掉的。
王国斌总结道,在持续的商业“赛跑”中,保持良好的记录很重要,投资上是没有近道可抄的。他认为,诚实是最好的策略之一,阴谋诡计只不过说明没有足够的智慧去以诚待人。对投资人来说,如果你左手拿着诚实,右手握着耐心,那么你将受益无穷。诚实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品德力量,是投资经理避免被骗和贪婪伤害的最好的策略和武器。投资有时候很苦闷,经常会遇到一些黑天鹅事件,譬如日本地震、猪肉精、高铁事件,这都是中国市场特有的现象。但是,你若不贪婪,生活就不太容易欺骗你,真正诚实的投资者,轻易是不会上当受骗的。“能力能让你到达颠峰,但只有品德才能让你留在那里。”王国斌说道。
耐心和激情,也是王国斌异常重视的品格。没有激情是无法有耐心的,没有耐心,激情也是无本之木。在别人疯狂扩张的时候,他有耐心,保持平常心;在市场萧条的时候别人倒下了,而他则反周期坚持生存赢得胜利。成功投资是件艰难的工作,必须要有千倍的热情去做分析和行动。要有确定的激情、确信的勇气,还要有严格的自律。“投资交易中的自律,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我们都是人,都会偏离自己所知的正确方向。”王国斌说道。
主持人:业界朋友公认你是国内券商中赢利模式转型最早、业绩最优秀、投资团队最稳定的行业代表人物。“东方红”这个券商资产管理品牌,能够达到优秀共同基金的市场影响力,引领行业,成绩有目共睹。你回顾一下过去,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王国斌:人很多方面都有偶然性,但是这偶然性中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必然性。偶然性在于这个国家给了你一些机会,必然性是在这个机会下面,你的某种性格,可能就让你往那个方向去走。
主持人:2001年到2005年是股市崩盘到低迷盘整的年代,那个时候整个券商行业都出了问题,那你们是如何做资产管理的呢?
王国斌:真正严格规范的资产管理就是2005年证券公司可以做集合资产管理业务的时候。之前东方主要都是以自营为主,那时候在东方,自营、资管分得很清楚的,早先我是管自营的,到后来才到资管。这个时期我们特别重视自下而上选股,特别注重草根调研,重视企业的投资价值,也开始注重扩大投资视野,开始多样化投资风格的尝试。这个阶段是我们投资风格逐渐丰满的时期。
2005年证监会开始规范证券行业,券商开始搞集合理财,业内称“阳光资产管理业务”。东方资管是第一批获得证监会牌照的,当年我们就推出了东方红1号,我们非常积极地拥抱了“股改”,1000点的那个市场底部我们做了很积极的部署。
主持人:2005年到2010年,你们以优良的业绩和规范的运作,成为能与基金平起平坐的券商资产管理行业内的品牌了。2010年,你们进一步成立了东方证券资产管理公司,成为券商系第一家资产管理公司。这是基于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想法?
王国斌:我们想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当时主要出于三个想法,一个想法就是能够寻找一个合理的方式建立一个独立的品牌。因为证券公司既有买方业务,又有卖方业务,想建立一个品牌不太容易。当时我们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出一个独立的买方业务的品牌。另外一个想法是,想探索解决这个行业中的投研人员的激励办法。投资管理中碰到的最大问题,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我国,不管是管理者自身还是投资标的,最终最核心问题一定是激励问题。我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是由于激励有余而约束不足,过度投机,造成了泡沫;我们问题则是出在股东——代理人的另一极端,这一极端则是激励不足,干劲不够,创新匮乏。所以,我希望新公司能够有机制很好得解决这个问题。第三,我当时受金融危机的启发,看到了长期以后更大的危机,既然生于斯、长于斯,那就要未雨绸缪,没有远虑,必有近忧。激励过头会造成泡沫,但激励不够更加危险。任何经济制度的活动都必然建立在一个简单的原则上:适当足够的激励作用,我们无法回避激励的重要性,它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经济活动得以运行就是由于参与者可以在激励改变时改变他们的行为。如果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之间没有建立实质性的变动关联,那就容易造成道德风险的积累;即便过度限制也会使低效、浪费、贪污等不断发生。我们经济体制的激励不够,虽然目前看似没有造成系统性风险,但违规违法、不负责任行为造成的各种损失比起泡沫带来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银行系统连续两次超万亿的不良资产的坏账剥离就是典型的案例,更不要说很多豆腐渣工程等等。从这一层面看,系统性风险正在不断累积,而且持续下去必然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在金融领域将首当其冲。总之,由于人性自身存在的缺陷,人自己创造出的任何制度和组织必然会有缺陷,这种缺陷是风险的内在滋生源。风险就像地底下能量一样,聚集到一定程度就会地震。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不曾破产过的金融市场的样板,强大如美国都破产过好几次了。我们希望经过长期的努力,在危机出现那一天,而且那一天必然会出现,我们能够有所作为,不再像上一辈那样茫然无助。
主持人:这是一个有益的探索。
王国斌:还要继续探索。其实现在对于独立的资产管理公司,从监管上来说,我们还没有达到像美国那样“只要法律没有禁止就都可以做”的地步,我们都是要在监管部门核准的情况下才能做;比起私募来,他们可以有更好的业务选择和激励。我心目中的资产管理应该是全方位的,什么都可以做。我本来希望把资产管理公司打造成一个资产管理的大平台,我认为一个真正的天才是不会长期屈身于一个不是自己的机构的,为了留住他,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他提供平台。作为平台,甚至很多私募基金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平台上进行运作,我提供品牌、研究、销售渠道、风险控制、交易能力等等服务。我当初出于这个考虑才成立了这个资产管理公司,可惜我们在远离我的初衷。
主持人:从现在来看,除了你们以外,其他券商也把资产管理做成一个重要的业务支柱,开展阳光资产管理。现在你们的竞争对手有基金,还有私募,从为客户提供价值的角度来看的话,你怎么样建立自己的优势、自己的特色呢?
王国斌:我有一个原则,没有竞争优势是不做的。要始终牢记,一旦参与,你就处在竞争中,你需要去寻找优势,你需要在能力圈内行事,千万要避免“纸上谈兵”。比如说,我们是业内最早拿到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专门投资境外的股票)资格的证券公司之一,但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推出QDII。原因很简单,一是在刚拿QDII资格的时候我们确实没有竞争优势;第二,目前情况下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原因,我要建立这个竞争优势不太容易。比如说像我这样的管理人员,由于监管的原因,出国去走走看看并不方便,我们不能坐在家里做QDII,这对我们来说是很恐怖的。不是我们没有资源建立竞争优势,我有能力,但是很多条件不具备。所以这种情况下所有公司都做了QDII,我们到现在还没做。
主持人:成功投资者的特性是什么?你本身很勤奋,我觉得你比较关注的就是勤奋、诚实、耐心。你觉得怎么样培养团队专业精神,你有哪些心得,你看重哪些方面?
王国斌:总体上来说,过去这些年确确实实一直是处于摸索的状态。我们是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团队,在边摸索边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理解这个市场是怎么样的市场,理解这个市场上人的行为方式,学会怎么去看公司,这是一个不断摸索、不断总结的过程。我们大家都在进步,都在成长,而且不能停止。
主持人:你到目前为止还留在券商行业内,而大部分像你这样的人已经----不管是什么原因----早就离开这个行业了。作为为数不多的笑到现在的“老将”,你有没有总结过,从投资本身来说,不管是资产管理公司也好,私募也好,基金也好,在中国这样的投资环境中,按照你的理解,投资行业应该怎么做,才能笑到最后?
王国斌:人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考虑。对中国投资市场,我考虑最多的是,怎么样去做这个时代自己能做的事。早年的投资经历,大起大落,让我越来越比较淡然。所罗门国王曾命令他的臣子们帮他想出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最后,他的臣子们献给他一句至理名言:“一切辉煌和挫折都会随风而去”。所以一切都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投资者,某种意义上都是个体户,不管国内、国外。我愿意去挑战的是,看能不能带出一个团队,而且这个团队能够复制,这十多年我始终在寻找这样一种方式。这个行业最难的挑战并不是偶尔把业绩做好,而是怎么样能够培养出一批在整个投资管理行业,确确实实长期很有竞争力的人才。国内市场浓缩了美国200年的过程,我们有很多的历史经验可参考,我希望我在这个过程中,探索出团队复制成功的方法。
主持人:复制你的成功吗?
王国斌:不能说我是成功者。确切地说,就是通过怎么样的一种方式我们团队共同来培养出一个专业的队伍。我经常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国内还没有一个真正专业的投资人群体,因为我们的环境始终在巨变,我们自身还在演变。看看美国真正杰出的投资经理们,他们一定都是思想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我们经常去阅读他们的书,我们常常深受启发,我们研究所的《精译求精》就是对他们的很好的一个推介。而我们这里不可能,我们时间太短,积累不够,学术修养更加不能提。我们第一代的投资者,可能在学校连基本的经济学原理都没有学过,连什么是市场经济都不懂,甚至到现在为止很多人还不懂。
虽然我有很多让我很尊敬的朋友,他们都很杰出,但我不认为中国已经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非常专业的投资者,因为我们所有的人时间都不够,过去的背景不具备这些条件,成功只是阶段性的,这是其一;其二,中国面对国际金融竞争的时代还没有来,这一批投资者真正的考验也还没有来。在2005、2006年的时候,我就说过,以后真正的竞争,一定是在整个金融领域的竞争。因为我们这个市场总有一天要开放,那么中国以后最大的战争就是金融战争。如果在这个国家没有一群非常理解资本市场的人,那一定是一场灾难。
所以,总体上来说,这个国家最需要的是真正培养出一批这样的金融人才。我只是尽我自己的一点点小义务,追求进步,在我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来做这件事情。
主持人:东方红团队主要成员相当稳定,你的主要团队一起都有10年多年了吧。在外部诱惑很多的情况下,从你到团队都实在不易,应该说你的理念和团队管理方式是凝聚力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你被各基金邀请去讲课、座谈,很受欢迎,大家不仅想听你讲投资,还想听你讲投研团队建设?
王国斌:有人说过最好的学习方法是当老师,最好的投资思想是在交流中产生,其实更多时候是我在向同行学习。在与大家交流时,其中最大的收获是,我可以看到大家的思维方式和自己的盲点,同时更加体会到可重复成功的重要。
主持人:你这个做的很有特色。
王国斌:东方红资产管理团队这边,我们对所有加入我们的人都是强调过程管理,就是说,进来的新人基本上都是自己培养。而在培养的过程中,打个比方,就像现在学高尔夫球,我不在意你开始打的有多远,我要的是你每个动作都能做对。你挥杆的动作对了,持之以恒地坚持训练下去,你的成绩一定会很好。但是一上来你为了要打赢,为了推荐一个牛股,你就可能不择手段地做一些其它的事情,那你的路径就会完全错误了。
主持人:投资是不是本来也比较多元化,每个人个性或者是能力都不一样,是不是一定会有些人做得好,有些人一直都做得不好,还是不同样子的人都可以成功?
王国斌:任何投资都需要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基金经理或投资经理是否具备完整的哲学框架体系是最重要的考量标准。我更愿选择一个具备非常完整的投资哲学的人来做投资经理。这样他在做投资策略时,会不随自己情绪变化进行买和卖的决策。
主持人:你想闯出一条路来是很不容易的。券商的生存环境很恶劣的,哪有基金公司环境好呢?基金公司都那么不容易。旧体制走出来的人,最后还能够活跃在前台,很不容易。
王国斌:其实投资反而是简单的,管理才是耗神耗力的多。我没兴趣做管理,要让自己去静下心来想想人际相处的事,对每个投资者来说都是苦差事。我们常常会被人误解为不易打交道,其实实在是太忙,没有时间常与人联系。公司政治很复杂,做投资的人一般没精力应付,好在我们公司的文化氛围很好,我可以去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事情。
另一方面我们在投资上的痛苦是缺乏长线的资金。我常说资金策略决定投资策略,投资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你的核心竞争优势里面,长期的资金是你工具箱里面很重要一部分。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长期的资金。
主持人:你提到过过去几年你禁止大家做并购套利的策略,你虽然过去对并购重组非常了解,而且凭你的这种社会人脉、资源也很丰富,但是你后来把并购重组这个策略排除在你的投资策略之外,你这个决策是出于一种非常有战略性的考虑。
王国斌:在中国这个社会环境我们应该保护我们的员工,避免不慎而犯错误,这个很重要,我们没有本钱犯错误。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这是一个新兴加转型的市场。所谓新兴加转型,这里面会有很多像“在河边走”的事,但我们的原则是要保护住所有的员工,所以一切从严。我们的文化是“合规第一,客户第二”。
资本市场它是一个多样化的市场,一定要有多样化的基础。多样化是任何一个形态健康成长最重要的因素。你看以前的市场有效理论,一个假设的基础就是人是理性的,但是实际上资本市场中没有谁是完全理性的。但是要有多样性,还要有激励机制,就能让这个市场变得有效。我们这个市场的多样性其实还不够,动不动就把公募基金管制的怎么样、把券商管制怎么样、把私募资金也要同样监管,这样多样性就会消失了,对资本市场是一个灾难。而讨论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舆论也是不利于我们的,我们要遭到大家的严格审视。我前面提到过,作为监管者,既要保护投资者不受骗,也要保护投资者投机的权利。投机是这个市场能够存在的最重要的元素之一,没有投机也就没有了资本市场。
主持人:在2006年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全天下歌舞升平,到现在为止虽然遇到了很多挫折,但是大家整个状态都还不错,我觉得这就是投资的价值。大家可能对投资的价值越来越相信了,相信专业的投资方法,或者相信自己的投研流程,我觉得这个就是投资的意义,而不是投机取巧的。
王国斌:确实很重要,我自己也是,我能够有现在这个状态,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的学习能力比较强。我是个爱看书的人,什么书都看。只要你在国内能看见的所有投资类的译著,我都会去翻翻看看。前面说过,很多书我在早年就看了,还有比如对我影响很深的是我在南方证券的时候看的《证券市场周刊》上的连载,《股市大盗》,后来出书了,现在书名是《贼巢》,从业一开始就给了我很大的警示。我有最早版本的彼得林奇的译著,我还有专门写在美国80年代收购兼并时投资的书、美国新闻界指责索罗斯、彼得林奇等内幕交易的书,这些书都是90年代早期看的,书现在都发黄了。读书的意义就在于你去学习,自己去悟。因为做我们做投资这行,师傅很重要,这是门艺术,就像画家,如果没有师傅带,成为不了好画家,即便没有师傅,至少要能找到大家去临摹。而我一开始是误打误做,也没有什么师傅教,但是书就是我的师傅。《孙子兵法》我也很熟,“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是投资中最重要的。我始终认为为中国人从文化传承的精神修养上特别适合在投资上有所作为。
主持人:你们这个团队之所以这么稳定,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都跟你这个师傅在一起很愉快。
王国斌:我不是师傅,大家是互相学习,一起成长,团队是学习型团队,我们的口号就是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战斗,大家压力都很大,但能有成长的快乐。
主持人:那你对你们资产管理公司差不多有20个买方研究员是怎么要求的?对基金经理是怎么要求的?
王国斌:我们这里的研究员要比卖方的研究员辛苦的多,覆盖研究的公司比卖方多。卖方中好一点的,他们一个人只要做五、六个公司的模型就可以了。而我们动不动可能要做十个以上的模型,做的很辛苦的。我们这儿控制得很严,我们对基本面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非常强调对他们成长过程的控制,我刚才说了,你上手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分析公司,你怎么来做模型,你用你哪种方式估值等等,这儿都有一系列管理上的要求。而衡量他的时候不是叫他给我推荐一个牛股,那就可以考核很好了,而是要看他能不能按我们要求的方式去思考。在第二阶段才会慢慢的再去寻找他们对问题判断的胜算的概率,这有一个过程。
而对投资经理要求很简单,因为我们已经做完这个培养的过程了,那我们看结果就行,要发挥他的创造性。到投资经理这个层面我们鼓励他自己有非常大的选择权利,我们不干涉,只要按照我们所需要的方式去思考就可以了。文化上我们是“合规第一,客户第二,而领导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