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东方红精译求精

4、2008年9月18日，Danny Moses像往常一样六点半开始工作。当周早些时候，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而就在前一日，道琼斯指数暴跌449点至四年来低位。当晚，欧洲各国政府宣布禁止卖空，但这道禁令还是没有挽回股市崩盘的命运。

当天美国市场开盘后，所有一切--所有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开始自由落体。Moses回忆道：“所有的一切都崩溃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此情此景，前所未闻。”FrontPoint是市场的净空头，按理说市场崩盘本应给Moses带来快乐，即使他站起来欢呼，大家也会原谅他。毕竟这是他两年来的一大赌注，赌的就是眼前发生的这件事。

现在，当一切都发生了，并且大大超乎他的想象时，他非但没有欢呼，反而感到一种震动如电流般击穿全身，令他毛骨悚然。他大约有100个交易单子，他努力去掌控这些交易。Moses说道：“整整一个早晨，我都在努力控制所有这一切，但是，我失控了。我看看镜子，感觉自己面对深渊。一切都结束了。我的头就像子弹击中了一样的痛。起初，我还以为自己得了动脉瘤。”

被市场惨相击溃的Moses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然后转过来对Daniel说：“我得离开，离开这里，就现在。”Daniel想叫救护车，不过想了想，还是带Moses出去散步。

外面的环境好极了，湛蓝的天空如苍穹般沿着鳞次栉比的高楼慢慢垂下，温暖着每一个灵魂。此刻，Eisman正在参加高盛的对冲基金经理会议，Moses和Daniel打电话把他叫出会议室。在St.Patrick大教堂的台阶上，他们相遇了。Moses说道：“我们就坐这里吧，看看来来往往的人群。”

接下来发生的情景正是他们苦苦等待的：市场大崩溃。Eisman几周前曾告诉我：“投资银行业完蛋了。这些人现在刚刚开始理解他们是如何完蛋的。他们就像牛顿出现之前的经院哲学的学者们。牛顿诞生后，某天早晨他们醒来突然发现：天哪，我错了。”现在，雷曼兄弟灰飞烟灭，美林卖身求存，高盛和摩根斯坦利改头换面。投资银行不仅完蛋了，而且永远不会翻身了。

而面对这一切，对冲基金经理并没有感同身受。“我们坐在大教堂的台阶上，平静得有些奇怪。”Moses说道：“我们感到与整个市场隔绝了，仿佛自己置身事外。我们坐在那里，看着过往人群，听他们谈论接下来将发生什么。这些人中，将有多少人失业呢？华尔街的投行崩溃后，谁来租用这些大楼呢？” Eisman感到心惊胆战。

他曾经试图用千百种方法、数以千次地向人们解释这个行业如何扭曲，但是没有人想听他的话。此刻，他说道：“我虽然做空，可我不想让这个国家陷入衰退。我只是想让他们去掉杠杆。华尔街的衰亡是罪有应得，他们欺骗了人们，他们建造出一个虚无缥缈的城堡，借此抢夺了人们的财富。这些年来，我不止一次碰到华尔街公司面临良心危机。”

说实话，FrontPoint内部扪心自问的人并不多，其中一个曾经拷问自己良心的人是Daniel。当Eisman说道：“我们需要看到任何事情黑暗的一面”时，Daniel答道：“我们的思考方法是，通过做空市场，我们创造出维持市场运行的流动性。” 在Eisman看来，次级债券市场“就像是喂养一只怪兽。我们不断喂养这只怪兽，直到它膨胀起来。”

5

当Moses他们坐在大教堂的台阶上时，我正坐在一家餐厅的包厢里，等待与John Gutfreund共进午餐。对许多事情，我都感到百思不得其解，比如眼下，我就纳闷为什么一家餐厅里要并肩坐两个没有丝毫兴趣相互联系的两个人呢？

眼下的情景和20世纪80年代金融危机时多么类似啊！我的一个朋友在我们离开所罗门的交易部一年后于1986年首创了抵押贷款衍生品。（“问题不在于工具，而在于谁在使用这些工具。衍生品就像枪支一样。”我的那位朋友喜欢这么说。）

当我出版Liar’s Poker（《说谎者的扑克牌》）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末，我的书备受读者称赞，得到的回报远多于我所付出的精力。我的书甚至一度引起人们对过去的反思和职责，风头还曾盖过当时的热点新闻事件，如银行业危机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恶意收购、融资收购等等。俄亥俄州的许多学生都把这本书作为参考手册，而大部分媒体访问把我当成一个告密者。反华尔街的情绪也一度高涨，高得让Rudy Giuliani依靠高举反华尔街的大旗，达到了政治生涯的顶峰。对Gutfreund和垃圾债券王Michael Milken的公开指责成了不去解决问题根源的借口。

华尔街的交易文化也没有丝毫的改变，就像表面上产生了小波浪，但是湖底依然是那么安静，高管的奖金池也没有被触动。表面的变化是有的，华尔街的公司会对那些不敬的语言嗤之以鼻，会因为交易员偶尔去看脱衣舞表演而解雇他们，会迫使男员工将女员工一视同仁。2008年的雷曼兄弟比1985年的任何一家华尔街公司更能代表一个具有健康的美国价值观的公司。

但是，这些改变都是蒙人的，它们让局外人看不清事情的丑恶面：那就是买卖金融风险的人和更广泛的人们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利益不平衡。

自从离开华尔街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Gutfreund。我曾经在交易大厅里遇见过他几次。

在离开公司的前几个月，我的上司们要求我向Gutfreund进行汇报，因为当时我和一家欧洲对冲基金的衍生品交易看起来很奇怪。我尽力向他解释。但是他说他不够聪明，不能完全理解我所说的东西。这是华尔街CEO们惯用的伎俩，用来表明他是老板，不会在意那些细节。他没有理由记住我们的这几次碰面，他的确也没有记住。当我的新书面世并对他构成“公关危机”时，他也马上在记者面前跟我瞥请关系，说从来没有和我见过面。

这些年来，我也是从别人那里偶尔听到些关于Gutfreund的事情。我知道自从被迫从Salomon Brothers公司辞职以后，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听说几年以后他担任哥伦比亚商学院华尔街问题顾问。他告诉学生要用自己的一生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在描述自己的华尔街岁月时，听说他竟然一把鼻涕一把泪。

当我给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并邀请他共进午餐时，他显得异常的礼貌和亲切。他总是刻意慢半拍，以这种虚假恭谦掩盖他内心的本性。

即使在同一张饭桌谈话，我们还是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我们讨论到华尔街的CEO根本没有能力去控制疯狂的创新。（他说：“我并不完全了解这些产品，他们也一样。”）我们讨论到华尔街投资银行的管理者在未来也没有能力去控制他们的下属（他说这些下属只知道拍马屁，然后为所欲为）。他认为金融危机的原因“很简单，双方都太贪婪了，投资者的贪婪和银行家的贪婪。”其实我认为华尔街的贪婪是天生的，几乎是一种义务，而真正的问题在于那些激励制度助长了贪婪。

但是我没有跟他争论。当你回想起九岁见到父母的情形，你就可以想象见到老东家时难以抑制的自卑心理。John Gutfreund仍然是华尔街之王，而我仍然是个不羁之人。他的言语总是声明性的，而我却总是喜欢用问句。

当他说话的时候，我的眼睛一直看着他的手，他那双又厚又肥的手。这双手不像是一个温和的华尔街银行家的手，而像是一名拳击运动员的手。我抬起头来，看到这个拳击手正在微笑，然后说：“你那…该死的…书。”

我报之以一个微笑，虽然这算不上是一个笑。

他说：“你那该死的书毁了我的事业，却成就了你自己。”

我并不这么认为，因此大概也这么回答他。

他问：“你为什么要请我吃午饭？”他看上去很礼貌，其实是很好奇。

你不可能告诉一个人你请他共进午餐只是为了告诉他你并不认为他是恶魔；你也不能告诉他请他吃饭的理由是你认为历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机可以追溯到他所做出的一个决定。

John Gutfreund破坏了华尔街的社会秩序，使他自己成了华尔街之王，他把Salomon Brothers公司从一家私有企业转变成了华尔街第一家上市公司，他毫不顾及Salomon那些已经退休的合伙人的抱怨。（公司创始人的儿子William Salomon告诉我说：“我很讨厌他物质至上的行事风格。”要不是Gutfreund承诺永不出售公司以后，我是不会任命他为公司CEO的)。对于其它持有不同观点的华尔街CEO们，他会竖起巨大的中指，显然他控制着整个局势。他和其他合伙人不仅迅速地排除异己，还把最终的金融风险转嫁到股东身上。到了最后这些股东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986年Salomon Brothers公司的股票价格是每股42美金，相当于如今花旗集团股价的2.26倍）。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这家华尔街公司就成了一个黑匣子。股东承受了风险，去并不真正懂得公司在做什么事情。当风险变得越来越复杂时，他们就全然不能理解了。当Salomon Brothers展示了作为一个公开上市的投资银行所能获得的巨大利益时，华尔街公司的心理基础已经从信赖转变成了盲目信仰。

没有一家员工出资的投资银行会用35：1的比例来进行杠杆交易，当然也不会购买和持有价值500亿美金的夹层抵押债务债券。我不相信任何一家合伙人公司会去把宝押在评级公司的身上，他们也不会去借高利贷，更不会让它们的客户购买中层抵押债务债券。这样做的短期收益远远抵不上长期的风险。

没有一家合伙人公司会因为这个问题去雇佣我或者跟我类似的人。难道有本事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和成为冒金融风险的天才之间有必然的关系吗?

我非常想了解Gutfreund让投行上市这个最大的决定背后的想法。他说：“没错，那些华尔街公司的老板们都说上市是件糟糕的事情，怎么能这么做。但是，当诱惑出现的时候，他们都选择了投降。” Gutfreund没有否认把合伙制改为公司制的主要作用是把金融风险转嫁给股东。他说：“当事情出现错误的时候，这是他们的问题。”

然而，这并不单单是股东的问题。当一家华尔街投资银行的问题一发而不可收拾的时候，它的风险就变成了美国政府的风险了。Gutfreund轻声笑着说：“不到万不得已，政府是不会帮你忙的。”他现在已经不玩这种游戏了。

现在这是其他人的过错了。

当我快速地记录着他所说的话的时候，他很好奇地看着我，问道：“你要用它来做什么？”

我告诉他，我希望回顾一下我在书里所描述的世界，因为金融危机终于来了，我希望能出一个20周年纪念版。

他说：“那太让人恶心了。”

虽然他和我在一起浑身不自在，这却丝毫不妨碍我享受他坐在我身边的时间。他仍然是那么不可接近，说话直接得像一个屠夫。他一手创造了一个怪兽，但是在他的身上仍然有许多老华尔街的元素，那时候人们总是说类似“一个人说出的话就好像他发行的债券（A man’s word is his bond”之类的话。那时的华尔街，人们不会在离开公司以后出版回忆录来给老板们制造麻烦。

（完）

畅销书《说谎者的扑克牌》（Liar’s Poker）作者Michael Lewis，二十年前（在3年华尔街亲身经历后）就彻底看穿华尔街，于是出版了Liar’s Poker，好言相劝年轻人千万不要趟这道浑水，没成想，读者来信雪花般飞来，问的都是还有哪些秘密没有说出来，俨然将此书当作“你不得不看的华尔街必胜秘笈”。二十年后，作者筹划着再写一本书，谨此献给华尔街（的终结），采访了当前这场危机的亲历者，并回访了作者当年书中出现的重要人物John Gutfreund，以及作者的老东家，也是Liar’s Poker一书揭秘的曾经不可一世的“华尔街之王”。